在经济系统中，一种造成全面失业、且对经济增长构成牵制的技术创新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技术创新有可能带来结构性失业。对于知识工作者来说，ChatGPT带来的恐惧在于，“人工智能正在吃我的饭（数据），还砸我的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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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的出现掀起了一场内容生成式领域的AI革命。作为一项提高效率的工具，ChatGPT正在“入侵”、改变许多行业，并且很可能会替代很多工作岗位。OpenAI（2023）的研究显示，大约80%的美国工作岗位当中，至少有10%的工作任务受到ChatGPT的影响；大约19%的工作岗位至少有50%的工作任务受到影响。

作为职业精英来说，ChatGPT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甚至会直接砸掉饭碗。文字与视频编辑、教师、律师、会计师、分析师、设计师、软件工程师等知识工作者，过往构筑的知识与技能的护城河，在内容生成式AI革命面前不值一提。

据美国《财富》杂志网站报道，一家提供就业服务的平台对1000家企业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近50%的企业表示“已经在使用ChatGPT”；而已使用ChatGPT的企业中，48%让其代替员工工作。

就业市场“自动化”调节

与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的情景类似，ChatGPT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失业的担忧。但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对此，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普遍是乐观的，认为自由市场可以通过五种路径对就业进行补偿：

其一是新机器补偿机制：技术进步产生的新机器替代旧机器，新机器所缔造的工作岗位补偿了被技术进步排挤的就业。例如，ChatGPT可以替代部分搜索、编辑、咨询、编程的工作和人员，但是人工智能的开发需要大量的高级工程师，其训练和运行需要大量的数据、算力和能源支撑，进而催生庞大的储存、电子、芯片及能源产业，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

其二是价格下降补偿机制：技术进步可以降低商品成本，进而让需求增加、产出和就业扩大，实现补偿。这是一种典型的古典主义范式。例如，ChatGPT可以改进经济效率，促使付费知识、图片设计、法律咨询、软件服务的价格下降，进而扩大了需求，促进下游产业扩张，提供就业率。

其三是新投资补偿机制：新技术促使成本下降、需求扩大，但是售价有可能没有同比例的下降，这样厂商就有了额外的利润，有意愿增加投资，创造新的就业。例如，微软是最先接入ChatGPT的互联网大厂，其ChatGPT帮助Bing、Microsoft Office提高市场占有率和收入，但短期内微软不会降低产品价格，从而获得超额利润，激励其乘机扩大对该产品的投入。

其四是新产品补偿机制：技术进步带来的新产品将创造新的生产部门和就业岗位。例如，ChatGPT可能会消灭很多岗位，如编辑、律师、教师、分析师、设计师，但它也可能直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如高级分析师、高级设计师、高级数据库架构师、调查记者、管理者，还可能包括电子技术工人、石油开采工人、芯片工程师等。

其五是工资下降补偿机制：技术创新引发失业，劳动供给增加，劳动力的价格就会下降。这个时候，一些厂商就会增加对廉价劳动力的僱佣，或开发劳动密集型技术，以降低成本。例如，ChatGPT导致普通教师失业增加，促使家庭辅导教师的工资下降，家庭可能进一步扩大家庭辅导教师的僱佣量。

值得注意的是，工资下降补偿机制后来还成为了新古典经济学家解决一切失业问题的“良方”。他们使用商品价格“弹性”的概念，对以上五种补偿机制进行了补充。在价格下降补偿机制中，有些商品价格弹性大，比如大闸蟹，如果打五折很可能会引发抢购，生产和就业会扩大，就业得到充分补偿。但有些商品弹性小，比如食盐，即使买一送一，很多人也无动于衷，并不会增加购买多少数量，补偿作用不明显。

福利经济学派开创者庇古还引入了货币机制来解释价格下降补充机制。他认为，价格下降意味着实际货币供给增加，利率因而下降，这将产生投资激励的作用，从而增加产出和就业。这就是“庇古效应”。例如，ChatGPT降低知识产品和服务价格，创造更多的消费者剩余，进而促进投资、消费和就业扩张。

技术创新 创造新需求

依据以上五种补偿机制，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于技术革命基本属于乐观派，他们根据均衡逻辑认为，市场的自我调节可以完美地呈现就业总量中性，市场的补偿机制可以烫平新技术带来的短暂性失业、结构性失业。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打破了人们对于就业市场均衡的信仰，经济学家开始反思为什么市场的自我修复机制失灵了。

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市场存在天然缺陷。在大萧条期间，他发表了一个题为《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的演讲，试图安慰在失业困苦中的人们，并且预言“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将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提高四至八倍”。此外，凯恩斯提出，生产效率的提高也相应带来各种各样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技术性失业”现象。这就是“凯恩斯生产率悖论”。

从大萧条开始，学界逐渐从非均衡的角度研究技术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熊彼特是第一个全面论述技术与经济关系的经济学家，他将二者关系概括为“创造性破坏过程”。

一方面，熊彼特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中心，但技术创新不是均匀地随机分布于整个经济中，因此会引起不同部门间的结构调整问题；同时，创新的扩散过程也是不均匀的，具有周期性。另一方面，熊彼特并不认为，经济系统会被技术创新“肆意”破坏──人们常常陷于不确定的失业危机之中。

熊彼特虽然秉承折中主义，但他倾向于经济决定技术论。熊彼特认为，“当技术因素与经济因素相冲突时，让步的一定是技术因素。但是我们并不能否定它的独立存在和意义，以及工程师观点的健全性。因为，虽然经济目的支配着实际使用的技术方法，但弄清楚方法的内在逻辑而不考虑实际障碍还是有意义的。”

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学领域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理论：需求引致创新理论，即经济决定论；自发创新理论，即技术决定论。需求引致创新理论否定技术性失业，认为技术进步完全服务于经济，是对市场条件被动、机械的反应；自发创新理论支持技术性失业，认为技术的演变受自然规律支配，不以人的喜好为转移的“突变”将冲击经济系统。

从现实情况来看，经济决定论可能更为可靠，这是因为：

1）技术创新以满足需求为前提。技术创造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但“创造”新需求的前提也是满足需求。2）技术创新是经济协作的结果。技术创新，尤其是底层技术革命，不可能“横空出世”，它是一个长期积累且全球化协作的结果。例如，工业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需要通信、芯片、数据、能源、金融等多领域创新和相互协作。这个过程是一个“破坏”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创造新就业的过程。3）技术创新是与经济系统相互促进的。如果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出现规模经济，对大规模的劳动力形成一次性、全方位替代，那么，大规模的技术性失业不利于消费增长，反过来对技术应用、创新及经济进步构成牵制。这种微观反制在宏观上并不完全成立。正确的理解是，技术造成结构性失业的同时，创造了新的有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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