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豫章源远流长，诸暨从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置县以后，从未废止，已有2245年历史；豫章（今属江西）西汉初年立郡，也走过2200年左右岁月。豫章名声之响亮，王勃《滕王阁序》功不可没：“豫章故郡，洪都新府”，人们耳熟能详。

(资料图)

本文内容与诸暨、豫章紧密相关，其中的黄庭坚是今江西修水县人，此地曾属豫章，故又称黄庭坚为豫章先生。而王安石、王安礼这对兄弟宰相的故乡临川，也属过豫章郡。

不去追溯更远的春秋，至少从唐宋开始，两地人文交往热络，这里重点讲讲两宋时期的交流。

【宋】黄庭坚像

大才子黄庭坚后知后觉《新丰吟》

黄庭坚（1045-1105）是“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又与苏轼、米芾、蔡襄并列书法“宋四家”，北宋杰出的文学家、诗人、书法家。苏东坡当时就认为黄庭坚将影响深远，并评价说：黄庭坚“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也。”

黄庭坚《砥柱铭》

《新丰吟》为唐朝曹洞宗开山始祖、诸暨人良价所作。良价驻锡新丰山，有一天禅修时，所悟所思源源袭来，随即写下激情澎湃的七言古诗《新丰吟》：“古路坦然谁措足，无人解唱还乡曲。清风月下守株人，凉兔渐遥春草绿……新丰路兮峻仍皾，新丰洞兮湛然沃。登者登兮不动摇，游者游兮莫忽速……”文辞赡丽，哲理高深，韵味无穷，既有禅修之道叙说，又具参禅境界体悟，对老宿新秀都有启迪，是反映曹洞宗宗旨的代表作之一。诗中的新丰，就是江西宜丰洞山寺所在地新丰山。此地佛教鼎盛，富于思想家特质的禅宗曹洞宗就从这里传播开来。“求官到长安，求佛去江西”的民谚，在唐朝就流行朝野。

黄庭坚《题新丰吟后》书影

由于黄庭坚是社会名流，书法又精妙绝伦。当曹洞宗传人、北宋文会和尚要将良价《新丰吟》勒石志铭时，就恳请黄庭坚书写。黄欣然从命，挥毫书就，然后写下《书洞山价禅师新丰吟后》，对《新丰吟》发出喟然感叹，这是一篇短章，全文如下：

“余旧不喜曹洞言句，常怀泾渭不同流之意。今日偶味此文，皆吾家日用事，乃知此老人作百衲被，岁久天寒，方知用处。浮山注解虽为报大阳十载之恩，又似孤负新丰老人耳。文会上座乞书此篇，欲刻诸石，与同味者传之，因书。老夫于此，兴复不浅。”（黄庭坚《山谷集》卷二十六《题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对引文中的“浮山注解虽为报大阳十载之恩，又似孤负新丰老人”句稍加简释：“大阳”即曹洞宗第六世传人大阳警玄禅师（948-1027）。在此之前，曹洞宗已进入长期的寂寞期，当传到大阳敬玄禅师时，竟然难以找到法统的传人。“浮山”，即浮山法远禅师，自称柴石野人，原属临济宗。宋天禧元年（1017），法远禅师参拜了大阳警玄禅师。未几，大阳禅师将曹洞宗衣钵传授，命其承续曹洞一脉，往居于浮山。后来法远令其弟子投子义青禅师接嗣太阳警玄，从而成为了曹洞宗七世传人。新丰老人此处指良价。

把黄庭坚这段感叹译成现代文，大致意思如下：我原来不太喜欢曹洞宗的言辞，与曹洞宗所持所论，常有泾渭不同流之感。今天有机会细品《新丰吟》，才知文中所述都是家常日用平凡事。良价老人留下的诗偈法言，像一条保暖御寒的百衲棉被，要到天寒地冻、岁月深远，才能知道它底蕴广博和好处所在。也许为报大阳警玄禅师十年培育之恩，弟子浮山注解了《新丰吟》。可在我看来，浮山禅师的注解不太到位，恐怕有负新丰老祖宗良价大师的本意。如今文会和尚请我书写《新丰吟》，说要刻石志铭，我答应了，诚望与喜好者品味同享。我能亲笔书写《新丰吟》，真是机缘所至，兴致很高。

黄庭坚坦露了对曹洞宗一时失察及后来觉悟的心路历程。

【唐】良价像

江西修水黄氏人才济济，黄庭坚的祖父、父亲与他本人都接连中进士，读书当官是他们的主流选择，而黄庭坚无论为官为文，走的是儒家事功济世之道。大概如此，黄庭坚对佛教曹洞宗初时理解并不深入，还认为己之所学，与曹洞宗泾渭分明。直到文会和尚请他书写《新丰吟》后，才理解《新丰吟》有传之久远的奥妙用处。这一偶然让黄庭坚进一步认识到儒佛的相处之道。看来大家之所以成为大家，很重要的一点是能随事反省，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黄庭坚对于曹洞宗虽后知后觉，但对西施的阐发却是先知先觉，并起了引领作用。

黄庭坚写西施的诗句如下：“草茅多奇士，蓬荜有秀色。西施逐人眼，称心最相得。”从中可以看出黄庭坚对西施的故事非常熟悉。史载，西施出身于诸暨苎萝山下苎萝西村，父亲卖柴为生，母亲浣纱为业，西施本也是浣纱少女，是“草茅”、“蓬荜”。明梁辰鱼《浣纱记》如此描述草茅山村：“农务村村急，溪流处处斜……行过山阴了，不免到诸暨走一遭。”苏东坡和秦观也写过类似的西施诗句，如“他年一舸鸱夷去，应记侬家旧住西”，“泛五湖烟月，西子同游。茂草荒台，苎萝村冷起闲愁”。黄庭坚所写与苏、秦师友诗句相映衬，把出身草根寒舍的西施描述得摇曳多姿，养人心眼，称心如意。

“西施逐人眼，称心最相得”可谓名句，与胡仔（1110-1170）《苕溪渔隐丛话》“情人眼里有西施”所记，有异曲同工之妙。到了明代，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作了发挥：“他眼也不转看着元娘，越看越趣，正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清代黄增又进一步提升，其《集杭州俗语》诗云：“色不迷人人自迷，情人眼里出西施。有缘千里来相会，三笑徒然当一痴。”显然，名闻遐迩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实脱胎于“西施逐人眼，称心最相得”这一多情诗句，黄庭坚可算得上大众的知音。

【宋】王安礼塑像

宰相直系落户诸暨结硕果

对于王安石这位政治家、文学家，宋朝宰相，人们比较熟悉，但对于他的亲弟王安礼（1034-1095）就相对陌生，其实王安礼相当了得。王安礼字和甫，江西抚州临川人。嘉祐六年（1061）中进士，曾出任润湖知州、翰林学士、开封知府、尚书左丞（副宰相）等职。宰相兄弟，实是罕见。有趣的是，王安礼与胞兄王安石一度政见不一，并上书朝廷反对王安石推行的熙宁变法。在“乌台诗案”中，兄弟俩都积极营救苏轼。著作有《王魏公集》20卷等。

王安礼孙子，也即王安石侄孙王榕，在北宋末期出任诸暨县令，碰到靖康之难，王榕便落户诸暨，并在城东盖房，取名相门坊。清《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引《旧志》：“王瑊，字宝臣，王安礼孙，其先临川人，父榕为诸暨令，遂家焉。以安石尝相神宗，故名其里曰相门坊。”同书坊宅志又记：“相门坊，在东隅，宋知县王榕解官后迁居于此。榕为左丞王安礼曾孙，故名。据《王氏谱》，榕知诸暨县，遭靖康之难，避居东隅之下洋，名其坊曰：相门。”祖上一门两人为相，取相门坊还是名副其实。

【宋】王厚之《钟鼎款识》书封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榕的名声渐趋湮没，相门坊早已荡然无存。然而王榕的孙子王厚之却经受住岁月的冲洗，越磨越光亮。

王厚之（1131-1204）为著名的金石学家、理学家、藏书家。字顺伯，号复斋，其祖父王榕出任诸暨知县时，从临川迁籍落户诸暨。初居城东，后迁居陶朱乡，去世后葬在龙泉乡宝峰岭（今属璜山镇姚王村）。王厚之父亲王瑊出知通州，有政绩。王厚之性格沉静内慧，承书香门风，博览典籍。绍兴二十六年（1156）入太学，乾道二年（1166）中萧国梁榜进士。曾任职监都进奏院，历任秘书郎兼权仓部郎官、淮南路、两浙路转运判官，在出知临安府时辞职归乡，潜心学问。

王厚之仕途非显赫，但学术上硕果累累。他孜孜不倦于金石碑碣之学，每得一书一器，必精审细读，校勘整理，详加考订，辩其真伪，在书画鉴别方面独树一枝，与米芾同列，名闻当时。

王厚之还与宋代名儒陆九洲、陆九龄兄弟多相过从，日夕谈论，围炉夜话，相互切磋，为士林所重。

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欣赏印章

深厚的积淀，使王厚之著作颇丰，先后刊刻了《复斋金石录》、《复斋印谱》、《钟鼎款识》、《考古印章》、《汉晋印章图谱》等著作，受到当时及后世学者称许。其《集古印谱》为印谱开山之作，明代沈明臣评论：“古无印谱，谱自宋王厚之顺伯始。”清全祖望认为：“顺伯长碑碣之学。今传于世者，有《复斋碑录》。宋人言金石之学者，欧、刘、赵、洪四家而外，首推顺伯。”

在金石印学上，诸暨人才源源不断，如王冕、石梁、钟权、余任天等都是大家，作为后辈的他们，不知是否受到先贤王厚之的启发。王厚之力作《钟鼎款识》现代还在不断重印。

王厚之又以藏书丰博著称，嘉泰《会稽志》将其列为藏书人家，辟有专章文字记载，谓其藏书“汗牛充栋”，“世共知之”。《嘉泰会稽志》修纂时，王厚之尚在世间，为生人“树碑”，亦可见王厚之藏书影响很大。

南宋宝庆《会稽续志》为王厚之作传记，述说其丰富经历和高深学问。其后《宋史》《绍兴府志》《诸暨县志》都为其立传，尤推崇王厚之在金石学上的造诣。

新丰洞山良价塔

通过以上所述不难发现，诸暨的优质人文资源为豫章学子提供了充足的养料，诸暨人良价所创曹洞宗在豫章古土发扬光大；而江西的才子之乡也作了反哺，王氏这颗临川种子在诸暨沃土上生根发芽结果，又创文化里程碑。两地有机融合创佳话，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后人的我们在汲取丰富历史人文的同时，有否可能续写辉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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